“侠”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情怀。它和孔孟的“仁”，老庄的“道”一样深深刻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之中。侠义精神也在另一个角度指导着人们的日常行为。但侠义精神与儒家思想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不属于读书人，不属于贵族、士大夫，它是普通老百姓的一种道德信仰。而侠客本身就来自于民间，他们的社会阶层很低。史书里很少有他们的身影，但人们总是觉得他们无时无刻不活在人们周围，而且很多。

    为“侠”提供全部理论基础的是墨子。他本人就是一为大侠。墨子手下拥有一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武士，从这个角度讲，他也有点像日本的忍者头目。孔子对古代文明的态度是加以理性化、合理化，他主张的典章制度和礼乐都是贵族专用的，但普通百姓眼里，这些都是奢侈的繁文缛节，丝毫没有用处。墨子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对孔子进行批判，认为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对这些无用的东西进行粉饰。其次，儒家坚持厚葬，特别是父母去世，子女要守三年之丧，浪费了民众的财富精力。第三，儒家“盛为声乐以愚民”，结果只是少数贵族奢侈享受。第四，儒家主张宿命论，造成民众怠惰顺命。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的理论等于将人们对自己亲人的特别观爱变成一种必须履行的规则，于是中国的人信任纽带仅限于家庭，家族和祖先的权威被上升到了神圣的地位，这无疑使整个社会变得割裂和缺乏信任基础。

    而什么样的力量可以使萍水相逢的人肝胆相照，患难与共？那就是“兼爱”！在儒家看来，爱是有等级的，但在墨家，爱是无差别的，博大的。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有福同享，有祸同当”

   “扶弱以抗强”

   “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

    ……

    这些铿锵有力的句子成了一代代侠客们的信仰和职业道德。墨子一生都在实践他的和症、博爱的精神，以利天下地原则专门为别人效劳，乃至国际间的纷争。虽然墨子学说后来退出了中华文化的主流，但它仍以一种无形的方式对各个阶层施加影响。普通民众对公平、正义的向往与“兼爱”不谋而合，并在侠义精神那里找到了寄托。

    《墨子》的高度理想化和平等的内涵使得没有一个专制王朝能够容忍它的存在。它也不可以像道家佛家那样躲进象牙塔里参禅悟道，这种放弃社会责任的行为与墨家精神相背。墨家是特例独行的，他们善于逻辑思辨，懂得自然知识，能够制造各种器械。但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做这些工作显然最终会沦落为“君子不齿之人”，或许爱琴海更适合他们生活。

在我看来侠客是逍遥的，他们云游天下，偿尽人间冷暖；蔑视强权，于弱者共进退。他们永远是小人物，因为他们做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因为他们终有一天要引退江湖。

    其实整个墨家的命运就像侠客的一生一样，行侠仗义就好比墨家叱咤风云，引退江湖就好比墨家最后的衰落。侠客行走江湖大半生，最后却发现江湖如此险恶，自己太渺小了，于是心灰意冷。《倚天屠龙记》最后张无忌的结局就是如此，《天龙八部》里乔峰悲壮的结局让人联想到汉朝对墨家的打击，毕竟墨家是儒家的第一大反对者。《笑傲江湖》是最逍遥美满的故事，把侠客的豪情渲染到了极至。

    梁启超认为在现今国际社会，墨子的这一学说还有极大的生命力：“斯义者，则正今后全世界国际关系改造之枢机。”梁启超的几部墨子专著，都以新时代之眼光审视墨子文化，参比于西方学说，极具创造性，为研究墨学者不可不读之精品。梁对墨子的人格，也极尽倾倒之心：“呜呼！千古之大实行家，熟有如子墨子耶？熟有如子墨子耶？”

    中国人在经历了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混乱之后，失去了道德准则和精神信仰。同时我们接触到了太多丑恶的东西，一切看不见的都被否定了包括美好的幻想。金庸、古龙、梁羽生的著作填补了空白，再加上电影电视的形象化传播，武侠文化的流行成了必然。“仁”字在外文中有同义字，而侠义的“义”字没有。所以西方人往往很难理解侠义精神。当代武侠电影只是具有侠的外壳，而其中的内涵已经逝去。《英雄》的形式更多于内容，《卧虎藏龙》从本质上说更像简·奥斯丁的小说。《新龙门客栈》则令人倍加怀念。

    在风雨过去后的今天，墨子获得了重新的认同和重视。而他的牺牲精神和兼爱精神在浮躁的今天尤其有借鉴意义。

    那年在杭州，为了避开那些旅游团队指定的热门景点，我沿着灵隐隧道北上去了西溪国家公园。那里俗称西溪湿地。湿地就是被河流、湖泊、水塘、大海层层环绕的土地，包括沼泽、泥潭、海滨等等。

在中国，游人过多的地方往往令人烦躁不安。而景点在过度开发之后也会黯然失色。可能由于刚刚开发，西溪对我这样的人所追求的荒凉感觉保持了很好的诠释。西溪吸引人之处在于它勾起了四五十岁人对童年的回忆；其次，80后长在城市的年轻一代从未见过可以打游击的芦苇荡。事实上在工业化之前，江浙一代的广大农村都是湿地，后来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求才填平了。
        每个城市都有供本地人旅游度假的地方，西溪目前属于这一类，公园的道路由大块石灰石和鹅卵石砌成。它们就像绿色通道，让你置身其中尽情游览又不必踩到烂泥。一眼望去，很多传统的农家房屋掩映在小树中。目前还没有找到它们的商业价值，仅作点缀。路边的野花以鲜亮的颜色为主，在绿草从中非常抢眼，而且有徐徐飘香。雪白的蔷薇最具代表性，人们总是希望它们能长满自家的后院。
        站在河边，时常可以看到轻轻漂过水面的游船。船身是木制的，铺了些稻草，与原始清新的河岸甚是相配。傍晚的阳光最柔和，一点也不燥热，让人心平气和，洒在水上，金灿灿的。
        沼泽深处有一条栈道。栈道两旁十分空旷，到处是黄绿色的蒲苇。蒲苇刚长出来时嫩软香脆，是道不错的蔬菜。这一代没有人工种树，都是天然景观。公园的许多地方都需要从别处移植树苗，所以到处可以看到木棍做的三角架。虽然破坏景致，但有助于树苗的成长。水塘上的微风轻轻地摇曳着芦苇，两只可爱的鸳鸯穿梭其中。他们似乎对这种贴近自然的生活环境感到满意。
        穿过栈道是一家露天茶座。穿着古雅围裙的服务生穿梭在这座乡村别院里。在那里可以享受明媚的下午。在充满青草味的乡间喝一碗绿豆汤或是银耳羹，再配上无花果和乌梅。时而有小孩的哭闹声，时而有深巷犬吠。透过小路的尽头，可以看见远处的行人。要是早上来，则有鸟叫和雾气，是整个公园变得更生活化。茶座出口是一条繁华盛开的小径，向前望去好似周伯通的百花谷。小路尽头也有人家，是一座有篱笆围着的农舍，准确的说是农舍的概念。那里宁静优雅，更像是古书里某位隐逸诗人的住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西溪。农舍的后院有一间临河的茅庐，藤织的坐垫，矮矮的桌子，俨然一杜甫草堂。实在是修身养性。

善于思辨的名家

    名家的学者们非常富有思辨色彩，他们尤其关注逻辑领域。冯友兰将他们称为诉讼家，我认为诡辩家更为准确。韩非子站在政客角度称他们为法律破坏者。而事实上他们不光破坏法律，而且颠覆了一切普通人对日常事物的认识。惠施的事物相对性观点更是已经和辩证法非常神似。名家学说最光辉的一点在于他们具有一种中国哲学最为缺少的冷观的理性精神。
        惠施强调事物的不断变化和相对性。他从多个方面反复说明了这个道理。我比较喜欢“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大同而与小同异，此谓之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谓之大同异。”“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这些例子非常贴切，而且启迪思维，眼光深远。
        公孙龙强调名的绝对性。所以他在探讨问题时主要着眼于“名”。他所说的“名”与贝克莱的“观念上的存在”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西方哲学探讨的是终极问题，而公孙龙最多只是逻辑上的小打小闹。白马非马的第一个论证和坚白论是一个意思。“白马”和“马”的外延和共相不同，所以白马非马。这个论证更具独创性和思想性。

    社会契约论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是理性传统在政治学领域的又一次实践。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是直接缔造了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社会契约论为霍布斯首创。他的初衷是以此来维护王权。所以对于被统治者来说，社会契约论是非常严苛的，因为他们除了自己的生命权之外，要转让其他一切权利。霍布斯的理论可以说是智慧的结晶，非常精巧，具有极大的独创性。他的基本假定是自然状态为“人对人是狼”的战争状态，所以君王的存在就成了必然。并且君王不参与契约，他的权利不可分割，不可剥夺。

    后来的理论家们很快便推翻并发展了这一理论。洛克对社会契约论的重新诠释使他成为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理论的创始人。他认为自然状态是和平的、自有的，所有人都应参与契约订立，统治者也受契约限制。他若不履行契约，人民有权反抗，推翻他的统治。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之上，洛克又提出了“三权分立”、“宗教宽容”的思想。都是为了防止专制。

    卢梭认为社会契约不是在进入社会之前的自然状态中指定的，而是在社会中指定的。人们两次指定契约：第一次是在不平等的情况下指定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国家政权，其结果是加深了社会的不平等；第二次是在平等的条件下指定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能够保障人们自由和平等的国家政权。

    社会契约论的核心是权利转让。卢梭的要求是一切人把一切权利转让给一切人。第一次使得转让的对象变成了抽象的“公意”，同时公意又化身为保障人人平等的法律。这就强化了公平与正义。相对于洛克，卢梭更为理想化，但他的观点可以作为一种最高的政治信仰。